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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和李宗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

在中国,有两个奇才,他们本身做到了明谋正养,并相应创立了两个学派,只是没有正式提出明谋正养这个概念罢了。

王阳明是不敢提,从政治上,他不敢提;从学术上,他不敢提;从自我上,他也不敢提。因为他都有所隐瞒掩饰。

李宗吾是不必提,因为他言传身教,最是大公无私,不证自明,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不用提,也不适合提。

一个是集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于一身的全能大儒王阳明先圣。

一个人可以立功,而且在能在短时间内便迅速平定宁王朱宸濠精心策划多年的叛乱,不可不谓明谋,其谋不可谓不深。

他少年时就喜欢研读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等兵书,并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”,甚至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,被其父“斥之为狂”。

而史书更是评价他用兵“诡异”,“独断”,素有“狡诈专兵”之名,如此言之,明谋是显而易见的。

而能够立德、立言,正养更是不在话下,也就是说,他本身一定是明谋正养的,可他却创立了心学。

心学认为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,而“心即理”,提倡“致良知”,说到底是正养的一个渠道,也就是“致良知,不假外求”,向内求诸心体就可以了。

为何明谋的他不提“明谋”以达“正养”,而偏偏要从“求诸己心”来“致良知”,他其实是心知肚明的,只是有些话不好明说罢了。

首先,从根本上,他不必明说。

真正的谋略与修养是一致的。

他提出“求诸己心”以“致良知”,是直接站在最核心最顶端的层面提出了正养的构建,可谓高屋建瓴。

正养有很多种渠道,明谋也只是其中之一种而已,只是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,他们的人生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战术或战略阶段,能够从调适自我的层面,也就是协调自我与内心的关系来达到正养的,当真是凤毛麟角。

所以很多人对其学问是高山仰止,知而不敢行、不能行或无处可行,以至于被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误解为心灵鸡汤,这实在是可笑至极。

所谓对牛弹琴是要用牛听得懂的语言跟它们交流,否则,再高雅的学问不过是明珠暗投;

其次,从政治上,他不敢明说。

在有王有帝的封建统治下,功高震主,明哲保身,这是曾经年少轻狂的他几经受挫,甚至差点牺牲换来的教训。

他入仕不久后,就因直言不讳得罪了太监刘瑾,结果被杖责,贬为龙场驿丞,要不是他用计,佯装沉江,还差点被刘瑾派去的刺客杀死。

后来他在龙场悟道,这个道不仅仅指心学的雏形,还有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自己曾经犯过的错,吃过的亏,以后一定是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

后来他运筹帷幄,迅速平定了宁王之乱,结果却遭宦官江彬诬陷,可他却能镇定自若,示弱让功,讨好另一个宦官张永,最终得以化险为夷,逃过一劫,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说“别人都想建功立业,我却怕功劳让不出去”。

经历过种种世事的磨练,他知道他摆脱不了政治,而政治也需要他,所以他渐渐懂得收敛锋芒,循规蹈矩,不敢表现得比帝王还圣明。

毕竟当世圣人只能有一个,帝王即“天纵之圣”,容不得别人染指插足来分这杯羹,就算自己明知他昏聩无能,这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。

所以王阳明只能讲心学,讲正养,不敢说明谋,这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不能说,说不得的。

民不可愚,他们偏偏要愚之。

封建统治者对很多谋略的书籍,一直是用而不言,秘而不宣,却要严令将其列为禁书,因为他们允许自己明谋,却不希望和容不得别人明他们之谋。

所以王阳明是有所隐瞒掩饰的,其实他也是身不由己。

明谋正养在这种大环境下,很多时候只能表现为一种生存方式和为人处世的原则;

再者,学术上,他不敢明言。

在独尊儒家的统治下,话语解释权和传播权一般被牢牢掌握在统治者和理学家的手里,王阳明的心学本是对他们的超越。

他把成圣成仁的标准由向外求变成了向内求,跟六祖慧能所提的“明心见性,人人即佛”有很大的相似性,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可谓里程碑式的变革。

这对权威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,即使他自己并没有这个野心,但他一定明白后果的严重性。

所以明谋的他只好向儒学靠拢,打着儒学的旗号来宣扬自己的心学,否则不要说传播,生存都是个问题。

对手往往最了解自己的意义和价值,统治者再怎么腐败愚昧,也不至于认敌为友。

后来嘉靖皇帝就下诏斥心学为“伪学”,加以严禁。

只是心学确是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,势不可挡,统治者后来也知道大势所趋,倘若再加以阻挠,无异于螳臂当车,自取其辱,倒不如顺时应势,反过来恢复王阳明的名誉,并解除了心学之禁,让王阳明从祀于孔庙,令其为自己的统治所用。

或许这就是天才的价值。

任何时代的发展,社会阶层固化或许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,但唯独天才是个例外,因为连既得利益者都不知道天才会何时从何地突然冒出来,所以他们必须给他的晋升留一条融通之道。

很多天才自始至终可能都无心于政治,但到头来他们可能都成为了政治的一颗棋子和一股力量,这就是政治的奥妙所在。

而李宗吾先生则是以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《厚黑学》震烁华夏乃至整个世界,并自称“厚黑教主”,人称“厚黑大师”,跻身“影响20世纪中国的十大奇才怪杰”之列,从此,“厚黑”成了他的代名词。

很多人对其本人和学问是忌而远之,怕被冠以“厚黑”二字,可用南怀瑾先生的原话来评价李宗吾那就是“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,可以说还很厚道”。

如此言之,应该是忌讳李宗吾的人不那么厚道,无法做到问心无愧,所以才会表现出心虚。

倘若做人光明磊落,心安理得,如何不敢坦然面对?

倘若做学问谦虚开放,提倡思想自由,百家争鸣,又如何容不下一家一言之学说?

很多时候,一门学说会引起轩然大波,甚至招来口诛笔伐,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世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带来了冲击,更是它揭露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痛点,让他们原形毕露,所以他们才会群起而攻之,甚至表现得比战时更团结,因为这直接挑战了他们的饭碗和谋生。

李宗吾创立的学派叫厚黑学,主张“心黑如煤炭,脸厚似城墙”,这看似骇人听闻,却是将“千古不传那点成功秘诀发现出来”,不可谓不明谋。

用林语堂的话说“世间的学说,每每误人,唯有李宗吾铁论《厚黑学》不会误人”,柏杨则是评价说“一部二十四史,必须持此观点,才读得通”。

而他敢言世人之不敢言,发古人之不敢发,大胆而无情地揭露人性私和恶的一面,撕破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的虚伪面纱,这本身已然是厚道,因为他敢说真话,直言不讳,至少他的学问不会说假。

所以他是不证自明的,他可以只讲明谋,不用提正养。

而且在他所处的时代,他没必要提正养。

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,谈正养才是真的不明谋。

很多野蛮人都拿着枪对着老百姓,对着自己的同胞,如果还大谈什么真善美,那简直是自欺欺人。

他勇敢地拿起文笔,将世人最后的遮羞布给撕下来,目的就是让大家彼此都明谋,没必要再自欺欺人,让他们通过明谋而不敢妄为,从而建立正养。

只是很多人受不了这幅猛药,不肯正视,依旧苟延残喘,行愚民之举,作困兽之斗,所以李先生百年前没完成的夙愿,现在依旧要有人去呐喊。

王阳明先生说心学,平生却好研究谋略,并以谋略建功立业,名垂青史。

他跟曾国藩先生同样受人尊敬和追捧的地方有一点是相似的,就是在那样的封建制度和背景下,他们不仅能“立功”,还能留下一番学说,更得以善终,这对于很多体制外的人是佩服,而对于身处体制内的人来说,简直是膜拜和奇迹,所以很多人将其奉为精神偶像。

但他们其实都是活出了自己的本色,活得问心无愧罢了。他们离不开政治,一方面有舍不得,更重要的是政治离不开他们。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和悟透,但对于现实中的很多事情,心中多少还是有幸运的感慨的。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当圣人,只是很多人将其神化了。

而李宗吾先生是无畏无惧,坦荡无私,在乱世之中,他不为制度所束缚,所以他更能率性和洒脱,更大公无私。

他说“厚黑学”是做得说不得的。

而“明谋正养”也是做得说不得的,而我却偏偏说了出来。

只可惜李宗吾先生比我高出一筹,因为他言行一致,说到做到,而我呢,是说得不够好,更没做到。

他说厚黑,却一点也不厚黑,做人很厚道;

我说明谋,提倡天下无谋,可我生活中,却总是身不由己地要用谋,这点我是自叹不如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