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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学与厚黑学

2019-01-28 02:27:30

我在别一个地方曾经说过,中国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,美国的文化是办事的文化。中国人对于做人很讲究,不论你做什么,当官也好,经商也好,教书也好,做白领也好,做蓝领也好,首先都得做人,做好一个人才是根本,做好了人才能做事。所以中国人认为学问中最根本的学问是做人的学问,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幅对联: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即此意也。   近来仔细想想,如果话只讲到这一层,实不啻蜻蜓点水。因为做人的学问究竟有什么内容完全没有谈到,到底要怎样去做人,读者仍然是一头雾水。应当把话讲得更明白更具体一些。但做人的学问又何其广博精深,大多数人穷其一生,仍不得要领,想要用一篇短文说清这个问题,真如以管窥天,以蠡测海,何其难哉!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,任何博大精深的问题,如果提纲挈领,不涉及细节,也都可以用寥寥数语说完,这就跟画一棵树差不多,如果每片叶子都画出来,穷一年之力也画不好,如果只画个轮廓,也未尝不可以三五分钟之内完成。下面就试试用第二种方法来讲讲中国做人的学问。   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就其大要而言,其实不过两种,一种是君子学,一种是厚黑学。君子学是孔孟等先圣先哲提倡的,在中国已经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,厚黑学是李宗吾“发明”的,至今也快百年了。君子学的大纲是仁义礼智信(儒家“五常”),或礼义廉耻(管子“四维”),或温良恭俭让(见《论语·学而》),或恭宽信敏惠(见《论语·阳货》),表述略异,大旨相同,无非就是与人为善、讲诚信、守礼法、有尊严、勤俭律己、宽厚待人。至于厚黑学则没有什么纲领,只须脸厚、心黑就行。   君子学跟厚黑学有相同的地方,即都想在人生中取得成功。不同的地方是君子学认为在取得成功的道路上必须使用正当的手段,即俗语所谓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、“君子好色,取之有道”之类,手段不正当,即使成功也没有意义。如果二者不能得兼时,则宁可不成功也要手段正当,孔子说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孟子说:“杀一无辜而得天下,不为也。”厚黑学则不同,只要取得成功,什么手段都可以运用,哄骗抢拐可以,阴谋阳谋也可以,溜须拍马可以,吮痈舐痔也可以,乃至于背信弃义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当面喊兄弟背后下毒手,都无所不可,只要成功就行。曹操说,“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”(见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孙盛《杂记》),就是黑的经典;邓绾说:“笑骂从汝,好官须我为之。”(见《宋史·邓绾传》)就是厚的信条。   中国人做人的学问,千言万语,无非就是君子学和厚黑学两大派。这两派是不能兼容的,不做君子,就做厚黑。曾国藩说: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。”有人认为太绝对,其实没有错。这并非说不是圣贤的人就是禽兽,而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,不向圣贤这个方向努力,就会堕落到禽兽的那条路上去。做人如果想成功,不走君子学这条路,便只有走厚黑学一路,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好走。有一种人说的是君子学,行的却是厚黑学,这样的人并非什么第三派,还是厚黑派,如果能做到好话说尽坏事干绝,那就是伟大的厚黑派了。   君子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什么人讲了,而厚黑学倒是有很多人公开提倡,你去书店看看,讲君子学的书籍几乎没有,就是有也卖得不好,讲厚黑学的书则层出不穷,官场厚黑学,商场厚黑学,职场厚黑学,情场厚黑学,不仅五花八门,而且畅销得很。我手头就有一本《厚黑学大全集》(翟文明编著,华文出版社出版,北京,2009年11月),编著者在前言中说: “生活需要智慧,处事需要权谋,厚黑的为人处世之道,正是我们所需要的……只要大原则正确,要想战胜对方,就必须智勇双全,脸要彻底地厚,心要彻底地黑,这样方能成大事。”    难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“成大事者的必读书”。人人都想成大事,于是人人都抢着买《厚黑学》,读《厚黑学》。然而毕竟千万人中也难得有一两个成大事的,于是结果变成不仅“做大事的”脸厚心黑,连平民百姓也都脸厚心黑,只要对自己有利,只要能发财致富,什么样的龌龊事黑心事都敢干,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,从深夜抢劫到撞伤人再补刀,这不正是我们已经多次耳闻目睹的故事吗?从前李汝珍写了一本《镜花缘》,《镜花缘》里有个君子国,国民皆是君子,个个温良恭俭让。但那是小说,是虚构的,君子国实乃乌托之邦,大概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。我们如果不搞君子国,搞一个厚黑国,倒是比较现实的,因为君子学推行起来很难,而厚黑学则很易,记得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“两汉风俗”条里有一段话,说:    “汉自孝武表章《六经》之后,师儒虽盛,而大义未明,故新莽居摄,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。光武有鉴于此,故尊崇节义,敦厉名实,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,而风俗为之一变。至其末造,朝政昏浊,国事日非,而党锢之流、独行之辈,依仁蹈义,舍命不渝,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,三代以下风俗之美,无尚于东京者。……而孟德既有冀州,崇奖跅弛之士。观其下令再三,至于求污辱之名,见笑之行,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,于是权诈迭进,奸逆萌生……夫以经术之治,节义之防,光武、明、章数世为之而未足;毁方败常之俗,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。”    我是四O后的人,曾经亲眼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国,的确有过一段河清海晏、夜不闭户的时期,虽然与东汉的情况迥异,但也可说是另一种“风俗之美”。不料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,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,仅仅过了五十余年,现在则朝野上下到处可见“毁方败常之俗”。我想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,而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感觉,连国家总理都感叹“道德滑坡很厉害”,可见并非少数人的危言耸听。谁为为之,孰令致之?想想顾炎武的话,可以深长思之矣。